直面直隶总督署       
　　中国历史上的明清两朝曾在行省间设置过总督之职，有总督必有总督署，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保定城内有处直隶总督署，它是中国现存且保护较为完整的一处清代总督署。总督署俗称衙署，官场上也有督署的说法。直隶总督署看起来不算起眼，门前虽有总督广场，但不是旧址而是今人所辟。不太宽敞的大门上方，正中悬挂着白底黑字竖书的“直隶总督部院”牌匾。牌匾上的宋体甚是工整，据说是雍正皇帝当年亲书。从这工整的字体中，让人还能依稀感受到他对官员们的希冀。或许是看惯了如今“衙门”的富丽、堂皇和威严、壮观，这略显寒酸的衙署让我不免感慨万千。                                            
　　一 “直隶”乃直属或直辖之意，最早见于北宋年间。明初朱元璋定都南京后，将其附近地区称之为直隶。燕王朱棣称帝改元后，迁都北京，也将北京的附近地区称之为直隶，于是历史上便有了南、北直隶之分。清初沿袭明制，其直隶行省即明代的北直隶。但是，随着世事变幻，北直隶所辖地域日渐扩大，远非今日河北省之版图。至光绪末年，其所辖四至已是北起内蒙古的阿巴葛旗，南至河南的兰封县，东从辽宁的沈阳市，西到山西的广宁县，南北长约2630公里，东西宽约1230公里，包括了今日河北、北京、天津的全部地域和山东、山西、河南、辽宁、内蒙古的部分地区。鼎盛时期的直隶行省共拥有12个府，7个直隶州，3个直隶厅，127个州县，其疆域之广从衙署大门和仪门的楹联上可以彰显。衙署大门的楹联是：        
　　北吞大漠，南亘黄河，中更九水合流，五洲称雄，西岳东瀛一屏障；        
　　内修吏治，外肄戎兵，旁兼三口通商，一代名臣，曾前李后两师生。仪门上的楹联：        
　　昔为畿辅，今控严疆，观政得余闲，一壑一丘亲布置；        
　　近接太行，远临渤海，豪情留胜概，亦趋亦步许追随。        
　　大门的楹联作者是谁目前尚无结论，而仪门的楹联则为李鸿章所题写。从上述两幅楹联中可以看出直隶地域之大，疆域之广，据此称之为大直隶不算为过。        直隶总督署是雍正皇帝特谕修建的督府衙署，它严格按照清制修建，是一座典型的清代督署建筑群。据史料记载，当年督署落成之后，参与修建的时任总督唐执玉特意在署内竖立了一块《新建保定总督公署碑记》，碑文中对衙署的建筑规模和主要功能进行了大致描述：        
　　“其东西广度以四十有二（丈），南北之深几倍焉。周垣崇闳，庭阶轩敞。自治事之堂，燕私之居，文武将吏岁时公宴之所，朝夕听事之厅，以及合乐之轩，教射之圃，材官之次，众吏之舍，府厩斋厨，细大毕具。”       
　　由此可见，新建的总督署功能相当齐备。不过，没有到过直隶总督署的人，如果从碑文内容中或许会以为衙署院落宽敞，建筑壮观，其实，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它实在算不上宽敞，更算不上壮观，因为整个衙署的实际占地面积不到三万平方米，建筑面积估计不足一万平米。可就是在这不大的院落中，不多的房屋里，竟含有那么多的功能，让人想来不免匪夷所思，不免想起了时下各级衙门的气派壮观。总督大堂是衙署内的主要建筑，五开间，面阔22米，进深10米，区区算来，面积不过220平方米。内里四壁没有任何装饰，既不金碧，也不辉煌；既没有奢侈饰物，也没有铺张之感，这又让我想起了时下公仆们那富丽堂皇的办公室。历史的前进固然应该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但绝对不应该醒目地体现在各级党政机关那“日新月异”的气派壮观和富丽堂皇上。封建衙署尚且如此简朴，难道我们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们还不如封建官吏知道节俭？这怎么能不让人苦涩难言？如果“衙门”大了好办事还情有可原，而现实却恰恰相反，衙门大了反倒让百姓感受到了“三难”：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世人都说这是封建陋习所致，我看并不完全准确。                                    
　　二    总督署虽然是封建官员的官邸，但里面却也有不少为政清廉的警句名言。迈进直隶总督署的大门，立马映入人们眼帘的就是那座“公生明”牌坊。这座牌坊又被称之为戒石坊，四柱三顶的木质结构，正面红底金字书写着“公生明”三个极为醒目的大字，史载此为北宋的黄庭坚手书，意思是“公生明，偏生暗”，只有大公无私且公正廉明，方能明察是非，秉公执法，这与我们时下在党政机关内常见的毛泽东那句“为人民服务”异曲同工。不过，就给人的切肤感觉而言，前者远大于后者。牌坊背面还刻有下面16个字：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上述16字繁体竖写，粗读让人不甚明了，细读则让人惊心动魄。它告诫为官者千万莫要徇私枉法，否则天理难容。说起这16自官场箴规，还是从五代十国的后蜀国王孟昶的《戒谕辞》中摘录。《戒谕辞》原文如下：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长，抚养惠绥。政存三意，道在七丝。驱蝗为理，留犊为规。宽猛得所，风俗可移。无令侵削，无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役是切，军国是资。朕之赏罚，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尔为戒，体朕深思。        
　　单就语句而言，《戒谕辞》并不优美，但其道理深刻，且发人深思。我想，当年孟昶之所以能写出《戒谕辞》，大概是基于官员腐败导致国贫积弱的有感而发。因为他写出《戒谕辞》不几年，后蜀就被北宋所灭亡。由此看来，治理国家不能单靠华丽的骈文，而是要靠政肃清风。腐败是导致国家灭亡、政权更迭的历史规律，秦汉唐是这样，元明清也是如此，由此看来，当年黄炎培与毛泽东的“窑洞对”绝不是杞人忧天。        
　　宋太祖赵匡胤灭蜀后，总结了前朝兴衰得失的教训，认真研读了孟昶《戒谕辞》，并从中挑出上述四句十六个字，颁于州县，刻碑为戒，立于公堂前，此为戒石碑之开端，而后世代沿袭，天下皆知。        
　　直隶总督署院内的“公生明”牌坊，立于仪门后、大堂前的甬道正中，正面直面衙署大门，背面直冲总督大堂，其寓意深刻，警示作用甚是醒目。我在此驻足长久，才怀着沉重、深思的神情，转身向总督大堂走去。         
　　直隶总督署是清代直隶总督的办公寓所，也是当年直隶行省的最高军政首脑机关。我之所以称之为寓所，因为它不仅是总督办公的场所，还是总督和家眷们居住的地方。        
　　总督大堂是衙署内的中心建筑，是举行隆重贺典和重大政务活动的场所，堂内正中高悬着“恪恭首牧”的匾额。“恪恭”取自《书经》“恪慎克孝，恭肃神人”，意为要谨慎恭顺，忠于职守。“首牧”为地方首领之意。匾额为雍正皇帝御赐给第七任直隶总督唐执玉的，用以赞誉他恪尽职守的勤政廉洁。大堂门外两侧楹柱上的楹联为是曾国藩所书写：长吏多从耕田凿井而来，视民事须如家事；吾曹同讲补过尽忠之道，凛心箴即是官箴。         
　　这副楹联是曾国藩刚刚就任直隶总督时题写。上联中“耕田凿井”泛指农业劳动，意指大多数封建官吏都来自于农村，应当深知农民疾苦，因此官员们要像对待自己的家事那样对待民事。下联中的“心箴”指做人戒规，“官箴”指为官戒规，意为我们要共同忠于朝廷，恪尽职守。应该说，这既是曾国藩对自己的自律，同时也是对众僚属提出的殷切要求。        
　　衙署二堂又称为“退思堂”或“思补堂”，顾名思义乃“慎思”和“深思”之意，这里是总督们日常接见官员们的地方。二堂门前的楹联是：随时以法言巽语相规，为诸君导迎善气；斯民当火热水深之后，赖良吏默挽天心。        
　　这副对联也是曾国藩所题写。“法言”指合乎礼、法的言论，“巽语”指谦逊、和婉的言词，导迎善气意为引导迎接幸福吉祥；“斯民”是指老百姓，“火热水深”即水深火热，“天心”指民心，“赖良吏默挽天心”意为挽回民心要靠优秀官吏的励精图治。曾国藩虽居庙堂高位，但说到家他还是一介书生。楹联虽语句简洁，语义明了，却深刻反映了他忧国忧民的文人情怀。         
　　衙署三堂是总督日常办公的场所，门前的楹联是唐执玉手书的“将勤补拙，以俭养廉”。这副楹联既是他的座右铭，也是他为官勤廉的真实写照。唐执玉是江苏武进人，“少孤贫，家多难”，苦读诗书，终得考中进士。他先后两次出任直隶总督，以“厚民生，澄吏治”为己任，其最大特点是把“勤俭”作为立身、做官的信条。史载他的养廉银自用不过十分之三、四，其余全部上交了国库。由于他一生节俭，死于总督任上时，身后竟然分文未留，最后还是靠其其门生故吏的捐资才得以将他的遗体装殓。唐执玉以克尽职守、清正廉洁著称于雍正朝，甚得雍正皇帝的赏识。面对雍正皇帝对他“公勤不懈”的夸赞。他则说：“吾才拙，政事不如人，可自励者勤耳。勤必自俭始。”因此，他便将“将勤补拙，以俭养廉”悬挂在醒目之处，以便时刻提醒自己，莫忘人生信条。        
　　衙署四堂又称为上房，是总督及其家眷们生活居住的地方。在四堂门前楹柱上悬挂着的仍是曾国藩所题写的对联，不过这副对联当属他的自律联：                     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          
　　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        
　　这里的“战战兢兢”是“畏惧、谨慎”的意思，取自《诗经?小雅》中的“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坦坦荡荡”则形容襟怀坦白、坦荡无私，取自《论语》中的“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总览全联，语义当是以谦虚谨慎之态度为人，活着的时候不忘会死去；以襟怀坦荡之心情做事，即使身处逆境也能舒展天然的胸怀。曾国藩不愧是国文大师，这幅对联虽是他的自律联，但充满了人生哲理。        
　　看过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的人都知道孙嘉淦。他历仕康、雍、乾三朝，以刚直不阿、犯颜直谏而著名。“嘉淦初为直臣，其后出将入相，功业赫奕，而学问文章亦高，山西清代名臣，实以嘉淦为第一人。”这是后人对孙嘉淦的评价，可谓公正恰切。孙嘉淦于乾隆三年（1738年）十月出任直隶总督，六年（1741年）八月调离，任期不满三年，任内因为清廉自持、秉公执法、决断冤狱、疏浚河道而功名显赫。直隶总督署内至今还保留着他当年所写的 “居官八约”。原文是：事君笃而不显，与人共而不骄，势避其所争，功藏于无名，事止于能去，言删其无用，以守独避人，以清费廉取。        
　　用现代汉语翻译此“八约”，大意是：对国君忠诚而不自我吹嘘，对同僚尊重而不骄傲自大，不争权夺利，居功不自傲，办事善始善终且务求实效，言论务求简明扼要，不结党营私，勤俭节约以保持清政廉明。孙嘉淦作为一名封建官吏，身为朝廷命官却不为官名所累，居官显赫却又视荣华富贵如草芥，他尚能在“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污泥浊水中洁身自好，其精神可嘉，令人敬佩，很值得时下的官员们学习、效仿。                                  
　　三        直隶行省是京城的畿辅重地，地位较其他行省自是更加重要，直隶总督自然也是位高权重。从雍正二年（1724年）到宣统三年（1911年）,187年间满清政府共任命了77位直隶总督。在这些总督中，虽然也有碌碌无为的庸才，但实事求是的讲，他们的多数人都是干才、能吏，其中又以唐执玉、李卫、曾国藩、李鸿章等名垂青史。        
　　在满清的封疆大吏中，绝大多数人都是进士出身，非进士出身的人极少，而李卫就是其中之一。李卫的文化水平不高，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在闽浙总督任内曾兴建了紫阳学院，就任直隶总督不久，就又兴建了莲池书院。莲池书院位于直隶总督署偏东对面不远处，故而又称之为“直隶书院”，创建伊始曾得到朝廷的高度重视，乾隆皇帝三次幸临书院，赐匾题诗勉励师生。当年的莲池书院专门聘请大儒硕学为师，曾发展成为“全国书院之冠，京南第一学府”，与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齐名。莲池书院环境优美，亭台楼阁、芙蓉香荷、绿茵垂柳、小桥流水、好似一幅江南水粉画。毛泽东当年莅临莲池时曾说：“莲池之所以有名，关键是莲池书院有名，莲池书院在清末可称为全国书院之冠。”莲池书院于1903年停办，旧址改辟为莲池公园。信步在莲池园内，置身于楼台、亭阁、莲池、小桥之中，我耳边仿佛又传来了学子们朗朗读书声，眼前仿佛又闪现出学子们刻苦读书的身影。         
　　满清历史上曾有过短暂的“同治中兴”，从历史的角度看，其“中兴”不过是满清灭亡前的回光返照。不过，其所以能有回光返照，功不在于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而在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居功至伟。毛泽东在《讲堂录》中曾说：在“中国历史上，不乏建功立业之人，也不乏以思想品行影响后世的人。前者如诸葛亮、范仲淹，后者如孔孟等人。但二者兼有，即‘办事兼传教’之人，只有两位，即宋代的范仲淹和清代的曾国藩。”同治七年（1868年）七月，曾国藩带着剿灭太平天国的巨大荣耀，由奉命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而正式授命就任直隶总督。当时的直隶满目灾荒、民生凋敝，且吏治腐败、武备废弛，社会秩序极端混乱。曾国藩上任后，先图整顿吏治，减轻民负，严令各地“不准于应征钱粮之外，加派分文”，告诫官员要“视民事须如家事”，为民众“休养生息”创造条件，这对当时直隶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起到了相当重要作用。而后他又亲历所为，不过年老体弱，右眼失明的病体，不知疲倦、废寝忘食地清理积压狱讼案件。要知道清理积压狱讼案件需要以仔细审阅案卷和深入调查研究为前提，以防止出现冤假错案，其中的劳心费神可想而知。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上说：“自上年四月开办起，至十一月底止，共八个月，历据各属审结并注销、息销七年以前旧案一万二千零七十四起，又结八年新案二万八千一百二十一起”，所以他为此上表朝廷，“奏为直隶清讼旧案陆续完竣，新案办理就绪，请将勤奋各员酌予奖励。”为了防止狱讼积压的再度发生，他还立下规矩，专门制定了《直隶清讼事宜十条》，以绝后患，由此可见曾国藩对工作之认真态度和废寝忘食之精神。曾国藩为人正直，眼里容不得沙子，他在任职直隶总督期间，严格对官员的考核、奖惩。看过他在任直隶总督期间弹劾和举荐的官员名单，我深思尤甚，假如时下我们的官员也能像曾国藩那样明辨是非且嫉恶如仇，反腐倡廉何愁任重而道远。        
　　在满清政府任命的77位直隶总督中，李鸿章任职时间最长，且是先后三次出任该职。同治九年（1870年）他首次出任直隶总督，时年47岁，接替的是曾国藩，任职11年6个月后，因丁母忧离任回籍；次年（光绪九年，即1883年）6月回任，任期11年7个月，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正月奉诏回京，授全权大臣赴日议和；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七月，面对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留下的烂摊子，他临危受命，以两广总督调补直隶总督，二十七年（1901年）九月卒于任内。三任直隶总督时间仅为1年2个月。合计李鸿章的三任直隶总督的时间，共计24年3个月，他不仅任职时间最长，而且其权势更是达到历任直隶总督的巅峰。在总督大堂内，有16块红底黑字举牌，它们是李鸿章在任时拥有的头衔，从这些头衔中，可以彰显出当年李鸿章的风光无限。实衔有：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使、总督直隶军务粮饷、兼管直隶巡抚事、武英殿总裁、奉旨管理河道、管理长芦盐政、钦差北洋通商大臣；荣誉头衔有：太子太傅、、头品顶戴、文华殿大学士、一等肃毅伯、赏戴三眼花翎、赏穿方龙补服、紫禁城骑马、赏用紫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曾国藩与李鸿章为师徒关系，但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期间的风光却远胜过曾国藩。他在直隶总督任内，为了富国强兵，他创建了北洋水师，创办了天津机器局，鼓励并支持发展民族工业，首开近代民用工业、矿业、电讯业等先河；为了发展交通运输，他还支持我国自行修筑铁路；为了培养所需人才，他积极创办各类新式学堂，选派留学生出国深造。这些史称洋务运动的举措，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然而，因为甲午战争的惨败，满清政府被逼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李鸿章作为条约签署人就此背上了卖国贼的骂名。其实，甲午惨败李鸿章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追根溯源，罪魁祸首当属慈禧太后及满清政府，李鸿章充其量只能算是替罪羊而已。至于与八国联军签订的《辛丑条约》，那就更不是李鸿章责任了，倒是他临危受命，拖着年近八十的病体，为减少赔款，竭尽全力周旋于各国之间。史载条约签订后，俄国代表因对他甚是不满而痛加斥责，李鸿章对此又气又恨，回到住所后便大量吐血，几天后就去世，难怪梁启超说李鸿章之死是俄国人“助纣为虐，恫吓催促”的结果。慈禧在八国联军撤出北京后的回銮途中，得知李鸿章病重，特别给他“赏假十日”，以示关切关怀，因为她心里有数，是李鸿章临危赴难，才救朝廷于水火。李鸿章去世后，清廷给了他十分荣耀的追念，并谥号“文忠”。如今，从历史的角度看，李鸿章可谓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鼻祖，他倡导和推行的洋务运动，虽然促进了民族工业的发展，但无疑也好似给灭亡前的满清王朝打了几针强心剂。如不这几针强心剂，满清王朝或许灭忙得能更快些、更早些。         
　　直隶总督署启用于雍正七年（1729年），清亡后即停，历经182各岁月。由于直隶行省的特殊地位，直隶总督署素有“一座总督衙署，半部清史写照”的说法。虽然走过了二百多年的悠悠岁月，但如今的直隶总督署依然保留着其原始古朴的风貌。以往我们诉说满清历史，总喜欢带着有色眼镜来评说，这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就人论事而言，有色眼镜难免让人失之偏颇。为此，我特意将此文题名为“直面直隶总督署”，意在用客观的态度来反应历史，用公正眼光来看待先人。